日期：2025-08-05 07:20:08
1967年盛夏，我国外交领域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寒。在短暂的时间里，与我国已建立或半建立外交关系的40多个国家中，近30个国家纷纷爆发了外交争端，其中部分国家甚至濒临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8月19日，外交部内部造反派有恃无恐，闯入外交部政治部，强行关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公然宣称夺取外交部领导权。这些年轻造反派夺取权力后，所行之事令人啼笑皆非。
外交官与英警冲突
一：送毛泽东像章、语录
“文化大革命”甫一展开，极左思想便迅速蔓延至外交领域，而“中央文革小组”一众成员亦在旁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他们呼吁我国相关部门向遍布全球的驻外使馆和领事馆大规模派遣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以及“文革”时期的宣传材料。然而，这种极端的对外宣传策略，却引发了众多国家对我国的质疑、不悦乃至反感。在极短的时间内，我国与40余个已建立或半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已有30个国家出现了外交摩擦，其中部分甚至濒临中断外交关系的边缘。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的员工，尽管面临缅甸政府的劝阻，仍执意向华侨及缅甸同胞分发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此举引发了缅甸方面的不满与干预。回顾历史，英国殖民时期曾在缅甸设立了一个组织，该组织向缅甸青年发放了一种徽章，要求加入组织的成员必须佩戴，以此表达对英国女王的效忠。鉴于此，缅甸方面对于类似徽章的佩戴尤为敏感和忌讳。鉴此，缅甸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明令禁止学生佩戴任何外国徽章。
自六月起，缅甸境内众多华侨学校相继要求学生取下所佩戴的毛主席像章，此举引发了学生们的强烈反对。由此，中缅两国民众之间频发冲突。6月27日与28日，在缅甸首都仰光，当地民众将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团团围住，并试图强行冲入。尽管缅甸政府派遣军队到场进行劝解，但仍有不法分子突破防线，闯入使馆内，导致我国一名援缅的经济专家惨遭暴徒杀害。
缅甸政府多次重申，其致力于与我方维持友好纽带，不愿将双边关系推向紧张之境。然而，在中国国内，极左势力嚣张跋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公然宣称，报纸的立场可超越政府声明，民众的声音更应凌驾于报纸之上，意图迫使缅甸与我方断绝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果断制止了这种迫使缅甸政府与我方断交的极左行径。他明确指出，即便面对断交的局面尚可勉强接受，但这属于被动局面；若强迫对方断交，则转变为主动挑衅。
群众只能在使馆外进行示威，绝不能擅自闯入使馆，更不能对使馆人员造成伤害。在卫戍区部队的严格管控和有效疏导下，连续几日的群众示威均未发生冲击缅甸使馆的事件。进入7月初，一些造反派试图操纵部分群众再次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予以制止。
在周恩来总理的不懈努力下，中缅关系的紧张局势得到了有效控制，并未进一步恶化。缅甸总理奈温在随后会见周总理时透露，他也曾面临来自国内的强大压力，要求他中断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但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奈温总理表示，这是基于他所掌握的情报，当时中国外交部遭遇了两次冲击，显示出中国政府在局势控制上存在一定的难度。此外，当外电询问周总理对中缅外交关系的看法时，周总理明确回应，中国的立场将取决于缅甸的行动，缅甸走到哪里，中国也将跟进至相应程度。这表明周总理依然致力于维护两国间的外交关系；我们不愿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断绝，因为重建起来远比中断更为艰难。
二：焚烧英代办处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国驻外使节与参赞纷纷奉命回国参与政治活动，众多人士遭受批斗，驻外使领馆的正常工作亦陷入停滞。在此期间，我国与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几乎全面中断，高层互访急剧减少，我国几乎退出所有国际组织，且不再参加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额大幅下滑；派往国外的留学生悉数召回，并停止招收外国留学生。更为严重的是，在当时的40多个已建交或半建交国家中，近30个国家与中国发生外交摩擦，其中许多纠纷源于我国外交处理失当。部分国家的大使馆遭受冲击，甚至与某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恶化至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1967年夏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对外交大权的控制。毛泽东在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受极左思潮的驱使，我国在对外宣传中忽视了内外有别的原则，将“宣传毛泽东思想”置于对外交往的核心位置，频繁出现以我为主、强加于人等不当做法。在国际交往中，也多次出现忽视国际交往规范、行为粗鲁过激的错误。其中，“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最为严重、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本文将基于现有资料，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原因、经过及其产生的后果进行简要梳理。
在外交部被夺权的混乱时期，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反修联络站”决议于英国代办处门口举办一场“声讨集会”。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刻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的负责人，力劝他们放弃此举。双方争论持续至深夜，直至周恩来收到不踏入代办处的承诺，方才离开。
8月22日夜间，由“反帝反修联络站”发起，数万名民众齐聚英国代办处门前，举行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英帝反华罪行的愤怒声讨大会”。会议结束后，因英方未能按时回应最后通牒，众多造反派及民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毅然闯入英国代办处，进而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及车辆。
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队伍率先突破了西墙的防线。在22时40分，众多群众组织纷纷涌向代办处的正门发起冲击；仅仅十分钟后，来自各高校的红卫兵队伍便突破了北墙。不久，数百名群众从三面包围了英国代办处的院内。
造反派一举闯入代办处的东、西两院，随即点燃火种。瞬间，火光冲天，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以及7辆汽车皆被熊熊烈火吞噬；西院楼中的3个卧室、档案室以及2辆汽车亦同样付之一炬。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不顾身扑灭火势，同时将代办处十余名官员从火海中成功救出，其中包括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在报道中指出：
在代办处之外，中国军队整齐列队，仿佛是为了阻挡那些高喊着侮辱性口号的示威者，从而守护内部的外交人员。示威者们不仅在树上悬挂了高音喇叭，还挥舞着充满排外情绪的标语。随着夜幕降临，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设起了探照灯，而另一群人则领着人群高唱革命歌曲。大约在晚上十点半左右，红卫兵蜂拥而入代办处——战士们主动让出了一条通道。他们首先点燃了停放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接着冲入大楼，砸碎窗户，破坏室内设施，并利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纵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及其工作人员一同躲进了位于入口左侧大楼内、用于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保险库地下室。然而，他们最终还是被红卫兵从通风口吹入的浓烟逼出了藏身之处。
不久后，唐纳德·霍布森在致妻子的书信中提及：
我率先推开大门，步出屋外，身后众人紧随。院落之中，人潮涌动，估算约有五千人之众。我瞬间便遭受了一阵猛烈的攻击，任何能够触及到我的人，都毫不犹豫地挥舞着手中的各式武器向我袭来。妇女们如同疯了一般冲上前，挥舞着棍棒，企图将我击倒。她们抓住我的发丝，将我拖拽，甚至揪住我的领带，试图将我勒住。我的头部被重重击打，鲜血顺着伤口汩汩流出，打得我头昏眼花，意识模糊。
克莱尔·霍林沃思提及：
代办处的几位女性员工企图前往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寻求庇护，却不幸被拒，并被困于铁门之外。阿尔巴尼亚民众对她们的遭遇投以嘲讽的目光，甚至对她们进行羞辱。令人遗憾的是，有两名女子在芬兰大使馆找到了庇护所。代办处全体员工不仅遭受了唾弃与脚踢，还被迫向毛主席的画像行鞠躬礼。更令人愤慨的是，一位外交官透露，甚至有英国人混入暴徒之中。其中一人，竟穿着精心制作的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肆意践踏。
美国友人韩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于1971年夏季莅临清华大学进行访问。期间，他亲自拜访了众多校内的干部、教师以及学生，并基于丰富的访问笔记，撰写了一部具有纪实性的作品——《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该书中收录了部分曾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造反派成员的亲身回忆。
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陈毅，主张让从雅加达回国的代办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国代办处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释放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在通牒规定的限期要达到的那一天，清华“414”接到电话，要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许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椎、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
随后，发言人展开一幅地图，清晰标示了代办处的具体方位，并详细说明了电源闸盒、水管和水箱的准确位置。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高衡庆（音）激动地表述道：“我们动员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进入城内，随后觉得人手不足，于是又增派了人手。我们的队伍协助完成了对英国代办处的包围。起初，我们严格遵守纪律，井然有序地排成一行行，依照总理所规定的五项原则行事。总理指出，我们有权撰写抗议信、组织集会，但绝对不能对代办处造成冲击。”
“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事实上，那些意图推翻总理的势力早已暗中策划了此次骚乱。在“反帝反修联络站”的煽动下，一群活跃分子手持扩音器冲上前去，有人甚至跃起将墨水瓶掷向代办处大楼的墙面，这不过是他们的佯攻手段。当墨水瓶在空中飞舞之际，其他人则趁机从后门潜入大楼。他们开始将椅子和沙发从窗户抛出，我们身后的扩音器不断煽动着我们加入行动。我们猛冲向解放军的防线，高呼：“让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其中一些年轻人试图从他们头顶攀爬而过，却不幸摔落。士兵的防线最终被我们冲破，我们趁机翻越栅栏，士兵们试图将一些人拉回，但仍有其他人成功穿越。
“到了晚上11点，我们目睹了火势的蔓延，起初是代办处的车库内一桶汽油被点燃，火势迅速蔓延。随后，大门被推开，人群涌入，车辆亦随之起火，三辆汽车最终被大火吞噬。消防车赶到现场，然而民众阻止了他们的进入，无奈之下，消防车只能撤离。火势愈发猛烈，消防车再次返回，众多消防员奋力穿过人群的拥挤，试图靠近大楼。就在这时，周总理和江青下达了暂停进攻的命令，但这指令并未通过广播传达。我们直到后来才得知此消息，得知后立刻撤离了现场。然而，一切已然太迟，我们已无法挽回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主动撤回防线，使得英国人得以逃入地下室，并将自己封闭其中。然而，民众纷纷破门而入，将他们解救出来。随后，警察介入现场，将英国人带至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然而，在我们穿越街道的过程中，部分人仍忍不住上前撕扯他们的衣物。
凌晨时分，周恩来得知造反派纵火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事件后，立刻接见了外事部门各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对他们所涉事件及夺取外交部权力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指责。
他严肃地指出：“你们无视中央权威，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行径。我们未曾预料到你们会采取如此手段（指外交部擅自夺权），事前既未告知，事后也未上报。如今，你们以监督小组的名义向国外发送电报，这种行为完全违法，无效力。外交大权由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管理，若你们认为国务院无权处理，那么你们应当直接行使这一权力，我即刻就会向毛主席汇报。”周恩来在讲话中坚决否决了外交部的夺权计划，并下令北外“红旗造反团”即刻撤离外交部。他强调，对此事还需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并将情况向毛泽东主席汇报。
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称：“当晚，首都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总数超过一万人，聚集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前，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他们在代办处门前召开了一场声讨英帝国主义反华罪行的集会，义愤填膺之下，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果断的抗议措施。”
数日之后，我国驻英国代办处在伦敦遭受了英国方面的报复性行为。在这场冲突中，我国部分外交官不幸遭受重创，头部受伤，鲜血淋漓。
英国代办处遭受焚毁的事件，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对对外交往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负面影响，迫使我国政府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以挽回局势。
1971年2月，我国外交部承担了资助英国代办处房屋修复工程的经费，工程于当月顺利完成。24日，英国代办处为庆祝迁居，特地举办了招待会。然而，中方代表并未在此场合提及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的事件，也未对修复工程表示庆祝。周恩来总理对此事件进行了批评，指出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的行为系少数极端分子所为，中国党和政府均不持此立场。他强调，此事应向英方作出公开解释，即便是在其他外国大使面前，也应予以说明。周恩来总理指出，外交部资助英国代办处修缮房屋，系经他批准，但在修复和迁居过程中，相关部门并未向他汇报情况。
3月2日，周恩来在会晤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之际，就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向他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周恩来表示：“当晚，我等数人联名通过广播呼吁，恳请包围英国代办处的人群切勿采取冲撞、纵火的极端行为，然而那些不法之徒并未听从。幸运的是，你们的代办最终在解放军的保护下得以安全。在此，我们向你们表示祝贺，恭喜你们迁入新址。至于修复费用，理应由我国承担。”
三：使馆的雕塑也要“破四旧”1954年春，我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调回外交部，8月被任命为欧非司司长，从此更关注国际局势尤其是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非洲形势。1960年8月5日，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加纳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我于1966年初接到中央命令，调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任大使。埃及于1958年同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叙利亚退出“阿联”，埃及仍称为阿联。它于1971年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3月28日，我向纳赛尔总统递交国书，正式开始工作。我国于1956年5月同阿联建交，第一任大使是陈家康同志。 1966年5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我的到任拜会即将结束时，国内来了一个指示，要我们正面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通知。该通知称:中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彻底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和调动他们的工作”。通知还说，“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权。这些人物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个消息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们使馆党委开会作了几次讨论，大家对通知感到很不理解，但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提出一些疑问，会议开得很沉闷。
6月上旬，我们从信使带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了解到毛主席于8月7日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此时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居第二位，刘少奇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决议要求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此后极“左”风暴在全国越刮越烈。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人大会上讲话，号召打倒走资派，打倒牛鬼蛇神，打破四旧，扫除一切害人虫。“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大规模展开破四旧活动，出现了种种违反法制和践踏人权的行为，如抄家、体罚、侮辱人格，甚至草菅人命。许多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领导人被揪斗游街，机关处于瘫痪状态。
开罗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连接着亚洲与欧洲、非洲，吸引了众多来自国内的人员。他们在交流中不自觉地将国内信息传递给使馆工作人员，导致一些人开始对常规学习产生了不满。其中，一些在埃及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年轻中国留学生，尤其是二十多位，显得尤为躁动。他们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号召，即“造反有理”和“破四旧”，要求进入大使馆内进行破旧活动。他们认为大使官邸院中的二十多尊高达一人的白水泥希腊女神像属于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化遗留，应当被摧毁。尽管我们使馆的参赞们并不赞同此举，因为这些塑像在当时也是扎马力克岛的一道风景线，且尽管位于官邸内，但行人通过栏杆也能观赏到，有些人甚至驻足欣赏。然而，学生们和使馆内的一些干部坚决认为这些塑像不可容忍，于是在一个夜晚将这些塑像砸毁并深埋于土中。就这样，院中的女神塑像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清除，开罗的报纸也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
在那个时期，使馆的同事们遵循国内的惯例，纷纷背诵毛主席的语录。他们手中紧握着那本小红书，不时翻阅并引用其中的内容。偶尔，一些年轻的同志们便会喧哗起来，大声引用诸如“造反有理”之类的语录。我则会引用小红书中相关的段落，说道：“我们应当保持热烈而冷静的情绪，以及紧张而有条不紊的工作态度。”总之，大家各取所需，各抒己见。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中央认为，驻外使领馆的每一位同志都应在这次革命中接受锻炼。同时，中央也指出，不宜在海外使馆开展文化大革命活动，使馆党委应安排馆员分批次回国参与这场运动。遵循这一指示，使馆党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何功楷、徐仲夫等参赞带领二十余名同志组成第一批回国人员。我则被纳入第二批回国参与革命的人员名单。在何功楷参赞的带领下，使馆约有一半的人员回国参与了文革，此后使馆局势相对平静，干部们的情绪也趋于稳定。
如何在使馆中激发同事们的积极情绪？我建议我们通过劳动来表达革命激情，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因此，我们决定扩大使馆内空间局促的电影放映室以及大门处的收发室。这样一来，在放映新电影时，就能邀请更多外国友人前来观看。恰逢此时，几名从索马里回国参与援建的技术人员因故滞留在开罗，我们便请他们指导使馆员工进行施工，他们充满热情地投入到扩建工作中。使馆的每一位同事都乐意抽出时间参与劳动。不幸的是，仅仅几天后，我在涂抹天花板水泥时，腰痛症复发，痛得无法忍受。休息了几日后，我又重新加入了施工队伍。在短短一个月内，电影厅和收发室的扩建工程顺利完工，室内设施也焕然一新。全馆的同志们都对这个宽敞美观的电影厅表示赞赏，而收发室也从一间扩展为两间，增加了空间灵活性。
1967年伊始，我国众多驻外使领馆的同志，约有一两千人，纷纷归国参与文化大革命。他们根据使馆编制成立了战斗队，将大使、参赞及其夫人视作当权派进行批判斗争，要求他们进行自我反省和灵魂深处的剖析。期间，部分大使遭受辱骂，少数人甚至被罚跪或遭受殴打。传闻在六月，驻埃及大使馆的战斗队亦提出要将某位大使押送回国。周总理对此予以驳回，强调至少应保留一位大使在外，以应对重要的外交交涉和活动，确保有代表中国政府的人物出面。外交事务注重身份之重要性，加之埃及与以色列刚经历六五战争，诸多事宜亟待联系和协商。直至1969年夏日，在周总理的推动下，各国驻外大使和参赞得以“解禁”，并逐步恢复原职。我亦于同年夏末接到回国调令。
1967年伊始，我国文化大革命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全国各地的党政大权相继落入造反派之手。继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策划了安亭事件后，在张春桥的运筹帷幄下，工总司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大会，随即宣告由造反派接管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领导权实际已落入张春桥和王洪文之手。此后，众多省市纷纷效仿，相继发生夺权事件。唯独广东省的书记主动上交了权力，此人在众多干部的见证下，遭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严肃指责。
在那个2月，江青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外事部门中的造反派迅速响应，密谋对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发起倒台行动。到了7月，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数千人参加的批判陈毅的大会。传闻中，造反派甚至企图对陈毅进行公开批斗，却被周总理以坚定的言辞坚决否决。他断然表示，若你们坚持揪斗他，我宁愿躺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任凭你们从我身上践踏过去！我深感周总理那保卫战友的赤胆忠心和秉持正义的英勇无畏。
“我不清楚陈毅同志有何过错。”对方情绪激动，连续多次呼喊，试图施压。但我依然坚定立场，不为所动。支部大会结束后，我与武官及驻亚历山大领事达成一致，坚决不参与举手反对陈毅。
陈毅同志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和红军的资深领导人之一。在30年代，他坚定地坚守在江西苏区，历经三年的艰苦游击战。抗战爆发后，他组建并领导新四军，担任军长。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淮海战役中建立了卓越的战功。随后，他指挥部队挥师南下，成功解放了南京及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担任上海市长。自1954年起，他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并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在20世纪40年代，我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工作时，他曾莅临王家坪，向众人介绍新四军的情况，深受包瑞德上校的尊敬与赞赏。日本投降后，我曾陪同他乘坐飞机前往黎城，亲眼目睹他始终保持乐观与幽默，谈笑自若。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我们常在市委会议中讨论问题，聆听他的教诲。1964年，他陪同总理访问加纳，他的豁达与机智赢得了加纳人民的敬服。我始终对他怀有深厚的敬意。他是一位忠诚不渝的革命领导人，我对他的信任从未动摇。
1967年8月，外交领域相继上演了几起重大事件。首先，中央文革委员会的要员王力莅临外交部发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取权力。随之，外交部的政治部遭致夺权，导致领导层瘫痪长达一个多月。22日，外交部内的造反派势力与北京部分红卫兵组织联手，对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冲击，并纵火焚烧，造成了一起极为严重的涉外违法事件。这些事件造成了恶劣影响，中央遂作出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实施隔离审查。
近期，国内传来新讯，称造反派已对外交部领导实施了业务监察，而驻埃及使馆的部分职员亦有意效仿。有人直言：“黄华，我们打算对你实施业务监察！”我回应道，今晚我将接待华侨代表，欢迎你们进行监督。另一次，他们试图监督我与一位外国友人的会面，但我予以了婉拒。
因为我几次不合作的表现，一些人火了。有一次，他们跑过来怒气冲冲地对我说:“黄华，你表现不好，我们要撤你的职!”我回答说:“我是毛主席任命的呀，要撤不归你们来撤我。”他们一听是毛主席任命的，便不作声了。
四、接线员斥骂苏修头目
1965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我国对外工作应致力于服务世界革命，为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加显著的贡献。”这一表述将世界革命的目标与中国外交工作紧密相连，总体而言，是正确的。然而，林彪在同年9月3日发表的《人民革命战争万岁》一文中，却对这一理念进行了错误的解读。该文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为基础，对当时的世界局势进行了所谓的分析。文中牵强地认为，亚非拉国家如同世界的农村，而北美与欧洲的发达国家则被视为世界的城市。据此，文章主张亚非拉各国人民应效仿中国人民，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进行“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世界革命。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应将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视为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林彪的文章对世界革命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成为指导外交工作的有力思想武器。然而，林彪提出的理论严重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外交工作，导致我国与北美、欧洲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努力受到质疑。此外，我国与西方国家谈判建交的重要外事活动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同时，在没有妥善解决自身问题的背景下，我国片面强调支援亚非拉国家的所谓国际主义义务，大量无偿援助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同样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我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延缓了经济建设进程，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在积极推广林彪所提出的所谓全球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之际，极左势力亦不遗余力地抹黑建国十七年来外交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断言这十七年的外交方针乃是一条所谓的“三降一灭”与“三和一少”的道路。“三降一灭”意指：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屈服，同时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火焰；“三和一少”则是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采取和平策略，而对革命运动的支持却显得微不足道。在贬低过去十七年的外交路线与成果的同时，他们提出了将外交工作的核心转向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妄自尊大地将北京自诩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在造反派夺取全面权力的狂澜中，外交领域亦面临权力受制之威胁，外交部长陈毅等领导层亦成为其斗争焦点。外交部在遭受造反派严重冲击之下，已无法正常运作，外交事务深受干扰。与此同时，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尽数被召回国内，以参加“文革”为由，实则对他们进行了粗暴的批斗，导致驻外使馆的正常工作亦陷入混乱。部分外交工作者受当时环境影响，盲目执行打倒一切、自我中心的错误外交政策，加剧了外交工作的混乱。他们无视国际交往中内外有别的事实，盲目信奉康生所提出的“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新时代”的错误论调，宣扬毛泽东思想不畏反华、不畏断交等谬论，导致在对外宣传和交流中频现盛气凌人、强加于人的行径。如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对外国友人随意甚至强迫发放毛泽东像章和毛主席语录，引发反感；利用使馆公报、新闻橱窗等宣传手段大肆宣传“文革”；甚至有之，向伊斯兰教妇女传播解放思想，遭致强烈抵制；在出访演出时，演出前必读毛主席语录，其中部分语录革命性强烈，直指所在国，引发强烈不满和抵制；在驻外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不顾驻在国反对，公然点名批评某些国家，引发驻在国的不安。
在尼泊尔，少数人于我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前引发骚乱。对此，我国使馆工作人员向尼泊尔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尼泊尔政府承诺将杜绝此类损害双边友好关系的事件发生，并向我国表达了诚挚的歉意，并对遭受伤害和侮辱的人员表示了关怀。基于此，使馆工作人员认为，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无需再向尼泊尔提出书面抗议。然而，康生指示强调，我们应不畏反华势力，不畏断交威胁，坚决进行斗争。最终，我国向尼泊尔正式提出“强烈抗议”，导致两国关系陷入紧张。
在民主德国，我国大使馆的一辆公务车辆不幸与一辆德国载重汽车发生碰撞，导致我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遭受伤亡。这一事件虽属一般交通事故，然而在那个阶级斗争观念盛行之际，却引发了无端的猜疑。人们怀疑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德可能背后有政治阴谋，我国随即以国家名义对此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导致两国关系陷入紧张。所幸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我国向德国方面表示了诚挚的歉意，这才得以缓解两国间的紧张局势。
华侨学校中的一些行为，我们也不予以支持。虽然年轻人、侨民们怀有爱国之心，模仿国内的举动自然不甚妥当。
在柬埔寨，得益于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部分工作人员的协助，部分柬埔寨华侨模仿国内做法，开始佩戴毛泽东像章，此举引发了柬埔寨方面的不满。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指出：“这是要将柬埔寨的青年转变为报复行动的工具！”若此状况不能得到有效遏制，柬埔寨将要求中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撤离回国。周恩来总理迅速介入处理此事，并积极展开外交斡旋，亲自向柬埔寨方面作出承诺，确保了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不会被强制遣返回国。
不久前，周总理对造反派引发的火烧英代办等荒谬行径予以严厉批评后，又发生了一起16岁少女指挥造反派与红卫兵突袭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事件。面对周总理的愤怒质问，这位年仅16岁的“总指挥”理直气壮地回应总理：“既然火烧英代办的行为可行，为何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对华政策反动，我们就是要坚决抵制！”此言令周总理倍感愤怒。
1969年，中苏在我国的珍宝岛发生激烈武装冲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于对两国可能发生的更大规模冲突的担忧，通过电话试图与毛泽东主席取得联系。然而，当勃列日涅夫作为苏联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致电中共中央总机室时，一位年轻话务员却直接指责他是“修正主义分子”，并断然拒绝了他的通话请求，导致双方领导人的沟通延迟了数月，险些引发两国间的更大规模武装冲突。此举虽获得康生的赞赏，称其言辞犀利，政治觉悟高，但也引发了后续的争议。
上述不当行为严重损害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正常秩序，引发了严重的外交争端，导致我国与多国的外交关系陷入暂时的僵局。在当时的50多个已与我方建立或正洽谈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有超过30个与我国发生了外交摩擦。中国驻外领事馆的数量也从最初的14个锐减至5个，而外国驻华领事馆的数量也从30多个缩减至6个。若不迅速纠正并改善这一状况，我国的外交工作可能面临严重的倒退，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及周恩来等党内高层对于外交领域内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并迅速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成功扭转了外交形势的被动局面。周恩来特别指出，应从政策层面辨析并批驳极左思潮，并着重提出需强化外交队伍的组织纪律性。1968年5月，毛泽东对“世界中心——北京”等狂妄自大的错误论调以及“以我为中心”的大国沙文主义口号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强调在外交工作中应避免对别国施加不当压力。在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多国驻华使节，并与他们进行了友好交谈，向全世界传达了我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此后，我国陆续派遣了一批批驻外使节，并在适当场合主动承担由我国引起的涉外争端责任，逐步恢复并加深与多国的友好关系。例如，中国与南斯拉夫结束了相互指责的状态，签署了贸易协定，并恢复互派大使；在与朝鲜的关系上，1968年1月23日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侵犯朝鲜领海被朝鲜海军扣留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于1月28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的立场及举措，两国领导人随后也互访，进一步巩固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我国外交成就的高潮，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智利等国家相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成功摆脱了“文革”对外交工作的负面影响，逐步开启了外交工作的新篇章。正如邓小平所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外事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尽管国内局势动荡，但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我国的国际地位实现了提升。
注释
1972年10月14日，由教师、医生和艺术家组成的17人罗马尼亚私人旅游团经香港前往北京。根据中国接待机构的安排，罗马尼亚游客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中的半天是去逛王府井大街和购物。
其中一部分游客在“新中国第一店”北京市百货大楼首先遭遇围攻。据事后中国方面的调查，最先注意到罗马尼亚外宾的，是3名东城区反修小学的五年级学生，他们误认为罗马尼亚外宾是“苏修”。小学生的言语马上引起了其他中国顾客的注意，大家也将罗马尼亚外宾认作是苏联人，对后者进行了言语攻击，二男一女共3位罗马尼亚游客被愤怒的中国民众逼到了一个角落。此后，百货大楼安保向罗马尼亚外宾要护照查看，证实不是苏联人后，罗马尼亚游客才离开百货大楼。
另外7位罗马尼亚游客在“东风市场”也经历了相似遭遇。最先是一位女营业员发现了罗马尼亚游客，并误认为是苏联人，而后引发了众多中国顾客的围观，其中有人质问罗马尼亚游客“珍宝岛”的归属问题，还有人欲伸手动武。此后，有人将纸板箱拆散了并在上面写上“打倒苏修”的大字，准备挂在罗马尼亚游客的脖子上举行一个现场批斗会。但被中国方面的接待人员发现后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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